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奇幻无比的《牡丹亭》中看到一悍而切的情逻辑，并在这情逻辑背后，看到一使它产生有必然的历史逻辑。

在同一回目中，地渲染了这两戏剧作品对于他笔下的主人公的陶铸和应，这就证明了他的杰创作对于王实甫和汤显祖的继承；同时，作为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大师，他的这描绘本也反映了《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清代社会中的传播程度和接受情况。其实，就在汤显祖写《牡丹亭》之后并不太久，已有大量的青年以自己追求自由的内心与它产生了共鸣。明代末年可怜的妇女冯小青所写的这首诗，是几乎所有研究《牡丹亭》的人都喜提及的：

她竟然在孔圣人编定的诗集中读到了坦率地表述恋情的诗句！她竟然在每日囚禁着自己的房舍后面看到了不加掩饰的光！这两个发现，在现代人看来是那样平常，但对生活在郁的理学气氛中的杜丽娘来说简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重重的礼教教条和闺房回廊的重重门坎在这里几乎构成了同一形象。原先总以为是不可逾越雷池一步的，但今天她惊恐地看到，外面，有一个更真实、更好的天地。

“不到园林，怎知如许！”

是啊，连堂堂圣人也没有避讳男女间的恋情，甚至还用在洲渚间互相呼叫、追逐的雎鸠来比拟，杜丽娘为什么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呢：“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比汤显祖晚一辈的文学家张岱（汤显祖去世时张岱二十岁）较早地在理论上涉及了这一问题。他在给当时的一个戏剧家袁于令写信时，曾不客气地指袁于令新创作的一个传奇剧本陷了一在当时很行的剧坛通病之中，这通病被他概括为：

张岱所不满意的“怪幻”、“奇”、“装神扮鬼”是否与当时传世不久的《牡丹亭》有什么关系呢？不。张岱接着下去便说，戏剧作品可以“闹”也可以“奇”但必须“是情理所有”他认为，《琵琶记》、《西厢记》是不“奇”而合乎情理的，因而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既“奇”而又合乎情理，就艰难得多了，他认为理好这两者关系的典范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他指，汤显祖在写《紫钗记》的时候在这方面“尚多痕迹”而《牡丹亭》则“灵奇妙，已到极”再往后，待到创作《南柯记》和《邯郸记》，又逊了。总之，张岱充分肯定了《牡丹亭》在基本情理上的必然和真实。

这两个发现，引起了她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发现：对自己的发现。

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无绪；只求闹，不论由；但要奇，不顾文理。…于开场一，便异人，乃装神扮鬼，作怪与妖，一番闹之后，及至正生冲场，引稍长，便觉可厌矣。

任何虚假的艺术都不可能引起如此烈的情共鸣的。

《牡丹亭》最彩的位，不是在矛盾纠葛临近解决的后半分，而在于矛盾引起和展开的前半分。不要轻视了那一堂近乎嬉闹的《诗经》课，也不要轻视了那两个姑娘到后园赏玩的小小举动。正是它们，给了女主人公以生死的力量，给了剧作家以上天下地的自由。

不妨说，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开就用轻松的笔扳开了封建礼教的重闸，哪怕只是一条，放来一大的新鲜气，让我们的女主角迷醉和眩。

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

由这联想，她的胆壮大起来。她敢于让自己的心到真实的自然景中去作一次短促的巡行。但这一步迈去实在非同小可。这哪里是一次普通的游园，分明是对她自己内心中已在发酵的情激的一次验证和动。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游园，是一个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怡然和的绝妙艺术片断，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都光彩夺目。人和自然，在一片生机中互相应着。对杜丽娘来说，这次游园简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仪式。她事先选择吉日，梳妆打扮，在打扮时已经味到自己与自然的特殊亲和关系。她对服侍她的香说：“可知我常一生儿好是天然？”这是一人生原则的自我表述，也是在贴近自然的时刻所获得的一自我发现。待到得园中，她轻步慢踏，目四盼，开始怨恨起父母不把这么好的景告诉她。草莺燕，对她来说件件都能引起激动，样样都在发她生命的向往、青的渴求。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里，她觉得，她与这些草声息与共，她与如许魂魄相印。于是，十分自然，她由鲜的易凋联想到自己青的短暂。她烦恼了，甚至伤心了。当杜丽娘离开后园回到自己房中的时候，满心充溢着一青的迫。自然界雄辩地告诉她，绚丽的光雄辩地告诉她：必须赶追取情、享受青！请看她一回到闺房就这样叹息：